中国人权理论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无方向性。

与可持续发展概念在宪法上并没有直接依据不同，生态文明则是宪法上生态文明规范体系的宪法核。[46]因此，在环境权具备特定意义上的宪法依据的前提下，在环境法典中规定环境权，首先，是对人民环境美好生活期待的合理反应。

作者简介：张震，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而宪法解释，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和要求，就是不能超出文义的射程。[41]参见陈慈阳:《环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4]参见张震：《环境法典编纂的宪法根据及合宪性控制》,载《东方法学》2022年第3期。一是，这意味着并非所有的宪法规定均可以被笼统的宪法原则和精神所包含或者替代。

二是，把编纂法典等作为增强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的重要手段。有学者指出，这种维持性的保护包括三个方面：(1)排除已有环境损害。但这对处于紧急情况下行政长官实施紧急立法权而言是不合适的。

（一）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紧急立法权的必要性1. 完善香港紧急法制的必要性。专业性具有知识的优势，虽然不能体现多数人的意志，但可以降低及时性犯错的可能性，从而缩短及时性与民主性的鸿沟。现代社会为风险社会，尤其在政治严重对立、社会趋于分裂、矛盾日益激化的背景下，香港社会面临各种潜在风险。具体而言，行政长官实施紧急立法权是否需在程序上设置最低咨询、辩论、决定等环节，以协调其及时性与民主性的紧张关系。

这个过渡期仍然是港英殖民统治非法状态的延续，属于一种非常状态。（5） 其在促进的社会利益和对受保护权利的侵害之间是否已经取得合理平衡，特别是要考察追求社会利益是否给个人带来不可承受之重。

（2） 其是否追求合法的目的。基本法规定了行政长官双首长——香港特区首长和特区政府首长——的法律地位，紧急立法权与其法律地位相伴随。（一） 立法会审查紧急立法可能会引发宪制危机本案中，行政长官明确表示《禁蒙面法》的性质属于附属法例（subsidiary legislation），其制定程序为先订立后审议，在立法会复会后，将其提交立法会审议。其次，紧急情况的具体判断标准因情况而异。

这种相对独立性首要地体现在第28条第2、3项规定的附属法例自在宪报刊登当日开始生效，即其并不依赖于立法会的批准。长此以往，法律与实际逐步产生脱节，法治将走向衰退。因为，一方面紧急情况不是稳定的，而是不断变化且往往是恶化的，若紧急立法仅针对当前情况，满足遏制当前情势的合理需要，使追求的社会利益与限制的个人利益保持平衡，那其势必赶不上情势的变化。而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意味着拥有主权，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

（四） 行政长官紧急立法权实施中的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一项现代社会公认的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原则。香港政治体制的设计考虑了香港的历史与现实，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充分吸收其他政治体制的制度元素，具有混合制的特征。

例外法模式主张若现行法律无法满足治理紧急情况的需求，缺乏相关紧急权力的规定或相关规定不充分合理，则可凭借公共利益必要等更高级的正当原则超越法律行使紧急权力。原讼庭的申请人认为其是由立法会授予的，而答辩人认为其基于延续性而存在，对于这点，高等法院原讼庭、上诉庭和终审法院均认可该权力是由立法会授予的。

然而，经研究发现，《紧急法》与《释义》在附属法例方面存在着冲突，立法会对紧急立法的审查可能会引发宪制危机。英国对香港实行的殖民统治是一种持续的非法状态。中英两国于1984年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标志着香港回归祖国正式进入过渡期。这种危险难以形成量化标准，一般依赖政府善意的理性判断。在紧急情况发生之前，政府可依法采取预防行动阻止情势的发展，除非有证据证明政府有不法或积极追求情势恶化，否则该前期行动责任（即使是政策失误）可在紧急情况的判断中予以豁免。然而，在现代社会，比行政专断、立法专断更隐蔽、更危险的是司法专断，而其正在司法独立的庇护下大行其道。

相反，正是大法官们适时地调整美国宪法与事实的关系，使其宪法效力经历了宪法不变说——不受宪法限制说——宪法相对说 的变迁过程，才保证了美国宪法的巨大适应性和强大生命力，也更好地在紧急时期保护了美国更大的社会利益。第二，尊重香港行政主导体制。

从总督权力延续而来？从香港立法会？很显然都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决定》在此起着制度街接的作用，那又该如何理解《决定》的性质？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上述庭审的判决书中，法官裁决只针对《紧急法》的公共危险理由以及在行政长官认为存在公共危险的情况下所行使的权力，对紧急情况的恰当性分析还没有充分解决。香港法院的合基本法审查实践推动形成了具有香港特色的比例原则，原讼庭的判决对此展示了比较清晰的判断结构：（1） 涉及的是否为可限制权利。

不过同为普通法系的美国之历史消除了这种担忧：自内战期间林肯采取大量例外法措施之后，一战、二战和冷战时期并未出现所谓棘轮效应。司法的滞后性、被动性、具体性、保守性更决定了其无法成为紧急法治探索的急先锋。

尽管行政长官要向中央负责并报告相关情况，但这不意味着先有行政长官紧急情况判断权，再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情况判断权，两者是同时存在的。从香港法院对紧急情况的谦抑姿态和特区政府对紧急情况的回避立场来看，紧急情况在香港法治体系里是一个至少目前还尚未被充分研究的法律元素。除了立法会废除附属法例外，立法会对附属法例内容的增减、更改等也会导致立法与行政之间的张力，在某些情况下，若行政长官针锋相对，则也可能导致前述宪制危机。而可限制的权利通常包括言论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隐私权等。

然而，在香港语境下，对紧急立法进行立法审查与司法审查不仅应接受宪制规范的约束，还应受到政治价值的检视。但是能否由此直接得出立法会通过《紧急法》授权行政长官行使紧急立法权的结论呢？本文认为该结论不准确，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决定》的性质。

最后，法律秩序建立在主权者的决断之上。作为比例原则的起源国，德国在立法领域和警察行政领域发展出比例原则的明显不合理审查标准：在前者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劳工企业参决权判决中表示，决策者对立法事实的预测只有在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法院才能加以指责。

另一种为行政长官向法院提请司法审查。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可能是案件的公正难以保证，潜在的后果是法律可能失去进步的机会。

即使随后的事实表明该措施对实现目标无效，也不能否认这种合理联系。可以说，香港宪制秩序不仅是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宪制基础的规范秩序，还包括主权者决断的政治秩序。可以说，一国两制下，香港紧急法治建设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引言《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简称《紧急法》）与《禁止蒙面规例》（简称《禁蒙面法》）是否合法的司法复核案以香港终审法院裁定《紧急法》符合基本法，《禁蒙面法》继续有效，纠正了原讼庭判决而终结。

第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双首长地位衍生了其紧急立法权。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紧急立法权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前文主要对行政长官紧急立法权的权源进行了探讨，下面拟进一步从一般法理论述其必要性与正当性，为基本法框架下的行政长官紧急立法权提供理论支撑。

上述问题反映了香港紧急法制方面存在漏洞，使香港在真正出现紧急情况时处于巨大的风险中：若紧急情况危害到香港，也就危害到基本法本身。当然，除非两者出现严重不一致，否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紧急情况作出判断时应充分尊重和采纳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的意见，这对维护香港高度自治很有必要。

司法独立保障法官独立审判案件并作出裁决，法官在这一过程中思考的不止是法律，还有事实，两者缺一不可。法律概念不止是法律规范的载体，更是法律规范本身，尤其在同一法律制度体系内，不同法律概念是具有特定规范内涵的。